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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均波院士:返璞心境  大医希声
引 言

每次经过中山医院的风雨长廊,我都会在陈中伟、陈灏珠、汤钊猷三位院士的墙报前停留一会儿。2011年12月13日下午,我与葛均波教授相约在他的办公室见面。去往9号楼的路上,又一次看到墙报。我想,葛均波教授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意味着如同墙报上的三位前辈,他的成就已经得到中国最高学术机构的肯定。

正 文

我认识葛均波教授时间不算长,几次交谈都限于他的研究,却一直没机会深入采访他的经历和思想。渐渐的,我心中累积了不少问题,而最想知道的是: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他会有哪些改变?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葛均波院士

问:首先祝贺葛主任当选为中科院院士!今年新当选院士都签署了承诺书,其中提到院士要继续攀登科技高峰,并且切实发挥明德楷模作用。请问您今后打算如何履行自己的责任?

葛均波:当选为院士,应该说是对之前我在这个领域成绩的肯定,但这不代表将来。而且我认为这更多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个新的起点吧。其实社会大众并不知道院士做了些什么事情,通常对院士的了解也是通过媒体报道。而无论是院士本人还是媒体都不应该神话院士,夸大院士。我觉得自己能够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些。另外,当选院士之后可以说开启了一个新的平台,我希望自己能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问:担任院士这一新的角色,2012年您计划去做哪些具体的工作?会不会参与更多的公共事务?

葛均波:我应该会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培养年轻人,培养整个团队。因为平台变得更大,那么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更多。之前说一句话可能别人不会太关注,有了院士这个荣誉以后,可能你的一句话就会影响到很多人。这也是社会的客观现实,所以无论是行为还是语言都应该更加严谨。以前生气的时候也会发脾气,将来要更多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如果需要在公众面前对公共事件发表意见必须要审慎,力图站在更高的层面思考,并正面地影响社会、影响政府的决策,所以必须严格要求自己。

问:您从国外留学回来做了很多工作。学术层面包括促成中山医院开展心脏移植、高频旋磨术、逆行导丝技术、研制可降解涂层新型冠脉支架、国内首例TAVI术等等。另外我还发现您参与了许多非技术层面的事务,比如说作为ACC的国际顾问,当学术界出现不和谐的声音,为了维护学术公正您与其他顾问共同签名将信件转给学会主席Dove;又比如参加两会期间,作为政协委员针对官员问责制进行提案。这些您是如何做到的?

葛均波: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人,社会上一些不公平的事情,一些应该唤起更多关注的事情,我就有这份责任和义务提出自己的观点。还是从我的本专业说起吧,我从医30年经历有一个体会。一开始,我在临床上很少碰到心脏疾病的患者,那时候如果遇到一位患者,我会主动和同事商量换我值夜班。因为这样我可以更细致地观察心电图演变的情况。当时心脏病患者会成为医生共同关注的对象,而现在病房里有很多心脏疾病的患者。这是由于过去30年中,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但是预防却没有跟上,加上吃得太好、运动太少、社会压力太大……种种因素导致疾病谱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们所面临的局面是患者得病后就住院,但是患者得病的过程和大环境,我们社会却关注不够。所以我希望呼吁政府能够加强预防。打个比方,如果说河流污染了,首要的是要切断排污源,然后才是致力于治理河流污染。而且加强预防的教育意义更有价值,会大大降低医疗资源的消耗。

问:我想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医生留学后在国外取得很好的成就,但是回国后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褪去了身上的光环,甚至遭受国内学者的质疑。而医学是日新月异的一门学科,可以说不进则退。您觉得这到底是环境的原因,还是个人的原因?

葛均波:两个因素都有。首先环境的改变会影响。我曾经有谈过一个话题:作为一个学科带头人,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我想不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无谓的应酬上面。国内因为环境的原因,应酬比较多,而在国外很少有这种现象。我的大学校长对我说过,作为一个学科带头人一是要尽职,另外一点就是不鼓励科室主任参加应酬。一次应酬所花的时间就可能有2、3个小时,医生一天能有多少个3小时?真想把学科搞上去,就应该认真尽职工作,避免这种情况。

刚才你说到医生在国外取得很大的成就,回国后不顺遂。我记得有人说过一句话:"很多人能战胜失败,但是很少人能战胜成功。"我的体会就是怎么能够去正确面对荣誉。我回国这12年当中,几乎得到了这个年龄所有的荣誉。从最开始的长江学者,到杰出青年、科技英才、科技精英、五一劳动奖章……一直到最近当选为院士。但是我如何去面对它呢?我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大邱庄书记禹作敏,另一个是华西村书记吴仁宝。两位书记都通过努力和机遇带领村民致富,但是禹作敏无法正确面对成功,虚荣心不断膨胀导致最终入狱。由此可见,无论是官员还是医生,取得了成功往往国家、各级组织会给你荣誉。但是如果得意而忘形,那就非常危险。所以我时时告诫自己,也告诫身边的人要利用这些荣誉做更多更好的事情,否则你会走向反面的道路。

问:问一个医疗成本方面的问题。临床上有一种现象,鱼精蛋白是很好的药品但没人研究,地高辛很有用也没医生研究。有专家认为这是经济利益的影响下所致,您有何观点?

葛均波:其实去年我收到一个老病人给我写的一封信里,也提到类似的情况。有一个很便宜的药物奎尼丁,还有一个药消心痛,1.8元瓶/100片,现在买不到了。我们分析一下,一瓶药100片卖1.8元,平均每片只有不到2分钱,而这个药从原料、制药、包装、分销最后到消费者手里,有这么多环节都会产生成本。我们当然主张为患者着想,看病不能够太贵。但是有的药不应该把价格降得太低,因为一旦药物价格降太低之后,医药企业没有利润,那么会造成很多不良现象出现。比如出现假药,又比如将同一种药物用不同的名称来销售等等。两会的时候我都提出了这个问题,国家如果不投入,很难让一个薄利甚至亏本的药物不停地生产。所以说药物价格要降,但也要让企业有一定的利润。不然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老百姓,科学合理的降价,也可以让企业有一定的利润投入药物的研究中去。

问:您当初在研究药物洗脱支架,是否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呢?

葛均波:我倒是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当时是申请到国家863的资金去做研究,我们是站在国家的角度,由我们的团队去研究国家的重大课题。由于当时国外的导丝产品太贵了,我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知道成本如何。但在市场环境下,我们需要通过更适合的办法在游戏规则里去解决实际问题。于是我就在想我们是不是能够研制出和国外一样好的产品出来,把支架的成本降下来。

2005年12月,可降解涂层新型冠脉支架拿到了国家生产许可证,到2006年年初,进口支架就从原先的38600元降到了20000元多一点,差不多是原先的一半价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一定要鼓励科技创新,一方面我们不愿意让外国人觉得我们不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自主创新让更多的患者获益。

问:您刚回国的时候正是风华正茂的青年,回想当年您受到过前辈的提携。而今,许多青年医师将您作为标杆,您对青年医师们的指点和帮助在业界也是有口皆碑。在这个方面,您可否总结一下?

葛均波:我自认为自己算是位好医生,而且别人也认为如此。但是我觉得我有一个责任去培养更多的好医生。一个人的水平再好,也不可能24小时不睡觉去治疗每一位患者,个人的力量永远是有限的。既然是这样,我就把别人培养成和我一样的好医生。曾有人戏言,我手下有"四大天王"、"八大金刚"。我们团队的成员成长起来之后,可以到其他医院担任主任,也做得不错。所以说,其实我要做的是培养一个团队,只有把一个优秀的团队带起来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这是我的责任。

我不赞成一个人就代表了整个团队,然后这个人水平即使很不错,但是如果只顾自己却容不下他人,那这支团队就起不来。只有培养的学生不断进步,甚至超越老师,这样才有学科的希望,否则整个社会都不可能有进步。就拿我来说,我尊重我的老师。但我也希望自己可以创新,超过我的老师。所以我会提供机会,让我的学生努力超越我,那么这个学科才会得到发展。

问:正如您所说,一个学科的发展需要大家共同成长。拥有这样的心态是不是和您从小的环境有关呢?

葛均波: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只是觉得一个学科也好,一群人也罢,大家应该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前进,这样才可以成大事。

问:问您一个生活上的问题,您有个晨泳的习惯,您现在还继续保持吗?

葛均波:有一段时间没有晨泳了。之前我的脊椎不好,医生就建议我游泳。由于一直出差,回国还要倒时差,再加上工作繁忙等种种因素,就没能坚持下来。坦率地说,我觉得没坚持下来挺可惜。如果条件允许,我还是会把它坚持下来的。毕竟身体好,才能更好地工作。

问:说到这里,我特别想知道,除了临床工作、科研工作、行政工作外,您还有大量的学术会议需要参加。当选院士之后,可能各种事务会更多。请问有那么多繁重的工作,是不是就没有足够的时间用于休息了?

葛均波: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假期。而且我想许多同道的情况也和我差不多。我们国内的学术会议有一个特点,大部分都是安排在周末。目的是尽可能不耽误参会医师正常工作日的时间。但是这样一来,对我而言就没有双休日了。国外没有这样的情况,不过我觉得事物要从两面性去考虑。也许正因为我们把休息时间都用于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所以我们才会用短短二、三十年走完了国外近百年的历程,从而获得飞速的发展吧。

问:从您回国后到今年当选院士,这12年恰好是一个地支的轮回。您认为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而一直不变的又是什么?

葛均波: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看到不好的事情我会忍不住去指出。像是开车在等红灯的时候,旁边有个大人带着小孩。小孩把车窗一摇将可乐罐扔到了马路中间。我看到后,就上前去制止。我对大人说,小孩子年龄小不懂事,但作为家长你应该要管教孩子。结果对方白眼看了我半天说,你又不是警察,凭什么管我?但我觉得,这是公民应该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

又比如有一次,我们医院楼里明明张贴了"禁止抽烟"的标志,结果有人正在抽烟,我又上前去制止。对方看我没穿白大褂又不认识我,不听劝告还很蛮横。刚回国的时候,我对于许多事物的看法都会直接表达出来,现在已经改了很多。没有以前那么尖锐了。但我始终认为,我们的社会应当需要一些正义的人存在,在公众场合来维护我们公众的利益。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卫道士,但至少我现在仍然保留着自己的道德底线。

葛均波院士

问:我们的祖先提到"中庸"这个概念,中庸之道在于用,并非贬义。当然现在词性已经发生了异化。对这二个字能够真正有所体会的话,会发现这个世界原本就是这样的。

葛均波:我也觉得是这样。就像美国人喜欢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人,但美国人怎么知道别人就一定是不好的呢?所以不应该强加,也不应该漠视,应该学会如何去沟通,让对方接受。"中庸"可以认为是达到一个平衡的状态,并不一定是坏事。当然具体如何就看每个人怎么理解了。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对2012年国内心血管内科有着怎样的期许和展望?

葛均波: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疾病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西方一样,冠心病的发病率急剧上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心血管医生,我觉得应该发挥自己的所长及影响力,能够影响社会、政府和患者,让整个社会行动起来减少疾病的发生。现在人们比以前富裕了,却因为不重视预防等因素而患病率不断增加,这让人感到沮丧。作为医生,我希望能够减少疾病的发生,让整个民族可以健康有尊严地活着。

院士小传:葛均波,男,1962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五莲县,教授,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1979年-1984年就读于青岛医学院获医学学士学位;1984年-1987年山东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获硕士学位;1988年-1990年上海医科大学研究生院,心内科博士研究生;1990年由上海医科大学派往西德美因兹大学进修学习,并于1993年获得美因兹大学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经国家教委及中国驻联邦德国使馆批准,葛均波博士继续留在德国深造。于1993年跟随其导师来到Essen大学医学院继续他的博士后研究,并于1995年任Essen大学医学院心内科血管内超声室主任1999年4月回国。现为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心导管室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干细胞组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双聘PI,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1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葛均波在介入性心脏病学及血管内超声领域中作出的贡献受到国际学者的高度评价,在国际杂志发表了300多篇论文,其中近1/3被SCI收录,主编有关血管内超声方面的著作2部,其中1部在国外出版。参编专著16本,参编多部教材。

目前承担数项重要课题,为国家211工程项目负责人之一;上海临床医学中心负责人之一;国家863计划项目(药物涂层支架在冠心病应用的研制和开发)项目负责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973子项目(心脑血管疾病发病和防治的基础研究炎症感染因素在心脑血管疾病中的作用)项目负责人。为国际血管内超声在冠心病诊疗中的应用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对心肌肌桥、冠状动脉综合征方面的研究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心肌肌桥的新发现在美国Stanford大学的讲学中被称为"葛氏现象",对心肌肌桥的新发现改变了目前对有些类型心绞痛的治疗措施。

 

编者后记:采访完毕,我一时反而说不出什么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感受——对葛均波院士的感受,自己采访的感受。我想,返璞归真、大音希声的境界,应该就是如此吧,于是就有了本文的标题。

专家箴言

为患者看好病是我的职责。

在其位,谋其职,用激情对待工作,做一名好医生。

葛均波
教授
长江学者
博士生导师
胡大一头像

复旦大学(原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心导管室主任,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复旦大学干细胞组织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生物医学研究院双聘PI,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1年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文字内容由《门诊》杂志提供
出自《门诊》杂志2012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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